巴黎圣日耳曼后卫威廉-帕乔在The Players‘ Tribune发表长文,回忆母亲对他的人生和足球生涯的深远影响。他谈到,母亲曾说过足球难养家,但如今我成功时她已离去。 我梦见自己回家时,脑海里浮现的是母亲在客厅里跳Bachata时双脚的模样。一二三,一二三。她的温暖,我们家的温暖。她总是听Aventura的歌,我想那是因为她与父亲分离的痛苦。父亲在我出生时离开了。每晚,她劳累一天回到家,就会放起音乐。 我大概8岁,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她一起跳舞。可惜我跳得很糟。我花了几个月低头看着她的脚,试图模仿。一二三,一二三。我从未抬头看她的脸,只盯着脚,努力跟上节拍。我不知道花了多久,也许一年。有一天,我终于听到她说:“对了!威廉,你学会了!你学会了!”我抬头看她的脸,她笑得那么开心。 我那时根本不懂“足球运动员”是什么,只是踢着玩。在厄瓜多尔,那时你不敢梦想有人会为此付你钱。实际上,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海军军官。教母的丈夫有一天穿着洁白的制服出现,我一下就迷上了。“他们付钱让你航海?还给你那套酷装备?请带我去吧!” 一天,有人想让我加入社区俱乐部,母亲说:“足球?只是个爱好。靠足球怎么养家?”我想她从未真正接受过这件事。在她眼里,那只是我放学后的消遣。但她始终支持我。早上,她在姐姐学校旁边摆摊卖吃的。傍晚她带回剩下的肉馅卷饼时,我会特别兴奋。晚上,她给邻居洗衣服挣外快,没有洗衣机,只有一双手和一个水桶。 还有那些猪。我们家住在基宁德的山边,后院养了些家畜。日子艰难时,只有瘦鸡;好一点时,才有猪。当地政府大概有些意见,但母亲很有魅力,大家都喜欢她。每年圣诞节,他们都能分到一块好猪肉,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猪吃什么?剩饭剩菜。猜猜喂猪是谁的活?“威廉!马上给我过来!”我总在街上踢球,假装听不见。“威廉!马——上——过——来!”我总在试探极限,多摸一分钟球都宝贵。“妈,我来了!来了!”你知道母亲们有专属的严肃短语吗?她会说:“马上就是马上!”那是信号,我真的得去了。 我挨家挨户敲门,邻居们提着垃圾桶出来。我满手都是米饭,挑出骨头。那味道糟透了,尤其是夏天。长大一点后,这让别人笑话我,有些大人甚至会露出嘲讽的笑容。这会在你心里留下印记。每年十二月,猪养肥了,我们宰了做烤肉,整个街区每家都分一份,包括那些关上大门的人。我问母亲:“你怎么能喂那些连帮都不帮的人?”她说:“别在意,每人都有好肉吃。”我端着肉送去给那些当面嘲笑我的人。“帕乔家祝您圣诞快乐。”母亲有一颗世界上最宽广的心,我想她是在教我一个更深的道理——我们把剩饭变成了盛宴。这个道理我一生都带着。 15岁时,足球把我带走了。我住进了山谷独立队的青训营,离家几个小时车程。母亲无法理解,怎么会有人因为一个孩子踢球好就给他提供食宿。起初我很孤独,但我在那里遇到了最好的朋友莫伊塞斯,他是我的室友。后来我们合租了公寓分摊开销。我们有个习惯——莫伊塞斯做饭,我洗碗,第二天再换回来。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男孩,想闯出点样子。我的室友可不是普通的莫伊塞斯,他是莫伊塞斯-凯塞多。谁能想到两个洗碗的男孩有一天会踢欧冠?不可能。 我永远不会忘记,莫伊塞斯被召入一线队、开始挣点小钱后,买了一辆现代索纳塔,赛车红。哈哈,对我们来说,就像他买了辆法拉利。我为他高兴,也给了我希望。我梦见索纳塔。一切都好,我不再孤独,离一线队越来越近。然后我的世界变了。 一天,我接到家里的电话,是姐姐打来的。她说母亲“切掉了那个东西”。她腋下一直有个肿块,医生之前认为是良性的。后来开始疼,切掉之后……起初我不太明白,只听到“癌症”两个字,非常害怕,但母亲叫我不必担心,医生会处理好。“别为了我回来,你要专心踢球。”每次打电话,她都说一切都好,从不想让我担心。 2019年,我放假回家,坐车回基宁德。一进门,我就知道她一直在瞒着我。母亲原本是个壮实的女人,很有“存在感”,整个房间都是她的气场——跳舞、唱歌、喊叫、打扫、做饭、大笑……但这次看到她,她瘦得厉害。她说:“别担心,我没事。”我强忍着不哭。那晚,我帮她上药,她脱掉上衣,我看到她做过手术,背上插着引流管,左乳被切除,皮肤烧伤,疤痕累累。我用尽全力憋住眼泪。“妈,你疼吗?”“我没事,没事。”那晚我像小时候一样睡在她身边。她睡着后,我整夜无声地哭,怕她担心。 几天后我不得不回青训营,心里充满恐惧。我从不拍照,不知道原因,就是不喜欢。所以手机里和母亲的合影不多,只有生日才会拍。收拾行李时,我想,应该和她拍一张。但不知为什么,我不敢。也许是我在说服自己:“不,你还会再见到她。你一定会再见到她。等你再回家时,她会好很多,到时你想拍多少拍多少。”我回了青训营,8小时的山路大巴。我一直在想:你不能现在失去她。你还没给她买大房子,让她周日打扫时听Marco Antonio Solís的歌,拿着拖把在厨房里